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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329页。
警察掌握了国家权力的除外权，亦即政府之权力除了明显划归某一部门——军事——来执行外，剩余权全归警察所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的现实映射，虽结束了人人为战的无序状态，但也无疑走向了极权主义的另一极端。
保障原则上平等的权利体系的法律形式和宏观政治架构，是由被称之为纪律的那些实质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权力系统维持的。关键在于行为危害性的认知区别导致分离的程序安排和不同权限——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可由公安机关单方作出处罚，而犯罪行为则只能由其查明事实，再交由检察机关和法院依程序作出最终处理。警察权本质上属于消极启动的权力类型，但《集会游行示威法》却赋予公安机关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实质许可权，实际上构成对集会游行示威的立法限制。但是，如果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依据罪刑法定的现代刑罚理念，此类行为就要交由司法机关处理。而在现代社会，近现代宪法似乎为了某种堂皇的人民正当性而有意识地淡化作为强制力量的警察权之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成文宪法层面的规范调整和以宪法价值为指引的实践除弊，是齐头并进的过程。[16] 规训造就个人，形成一种现代社会的个体政治艺术，既在一定程度维系个体的自由，又将个体纳入整体规训中。选举纠纷、交通违规事件和部分行政处罚，亦被法定要求采取民事诉讼渠道。
契约合意是所有合同的特点，这种合同特性并非专属于民事合同。[36]梁凤云：《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规则》，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31]除了民间资本投资的国民住宅之外，凡经主管机关核准出售、出租或贷款自建，并已由该机关代表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与承购人、承租人或贷款人分别订立的买卖、租赁或借贷契约中，并未发生公权力的行使，亦未产生公法法律关系。[8]不赞成行政合同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对计划体制下行政干预合同的恐惧心态。
台湾地区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建立起来的理论分析模型和分析原则，对祖国大陆复杂的行政合同现象具有很大的借鉴性和解释力，因此本文使用了诸多台湾地区学术和司法判例资料。从缔约主体上看，这些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是民事合同，而其实质是行政合同，因为其处理的是公法关系，有关行政管理主体把自己的职权授权或者委托给了那些普通主体，但是这些普通主体的征收征用权力都得到了相应行政管理主体的许可证授权或者委托，而且二者在征收征用的费用和补偿费用上也存在着资金关系。
行政借助民间团体或私人之专业力量完成行政事务，如果行政机关实质上对私人有完全支配主导影响力量，那么作出委托的行政机关就是责任主体。[44]与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院受理的相似案件对比，就会发现那些补偿协议可能属于行政合同，应该按照行政诉讼程序受理和审判。[11] 所谓合同当事人地位平等，只是一种静态关系的理想型描述和假设。深圳市尚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政府投资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126号民事裁定书。
[18] 合同是人类的一种常识性制度，本无所谓公，也无所谓私。行政合同既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不是民主政治转型和给付行政(福利行政)兴起的产物。[21]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732号之大法官李震山《协同意见书》(2015年9月25日)。[6]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34] 概言之，台湾地区的司法解释创设了行政私法理论，即公法关系遁入私法问题后，行政任务可以私法形态来完成，行政目的可以通过私法形式达成。关键词: 行政协议 公权力 诉讼 政府合同 引 言 自从欧陆行政合同经由日本西学东渐以来，我国行政合同理论和制度的争议及探讨已经超过100年了。
但是，这不应该影响补偿合同成立的行政性质。合同可以在不同形态的纠纷机制上形成和建立起来。
其实，当今行政合同之中的公权力，是受到法治政府原理和逐渐健全的法律制度规制的，合同缔结和履行不能违背依法行政原则和正当程序。合同是对未来的一种规划，行政合同相当于政府的一项行政决策，政府应该具有决策理性，为自己的缔约决策风险负责。100年来，我国学者十分警惕缺乏民主机制的行政权力的恶果，认为行政合同缺乏平等性将导致不正义。随着中国行政法学和法治的发展，行政审判庭及其法官已经具备了审查复杂合同的能力。周兰妹诉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上海市闸北区土地发展中心房屋拆迁协议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2008]沪二中民行终字第138号民事裁定书。如果契约履行内容属于中性的，应就契约整体目的及履约内容、目的来判断。
在行政合同司法审查中，我国大陆地区的法院分别以(1)主体的法定性、(2)主体地位不平等、(3)行政职责为前提、(4)行政主体具有优益权、(5)行政目标为合同目的、(6)适用行政法规范、(7)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等，作为行政合同区别于民事合同的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行政诉讼法》把特定政府特许经营合同视为行政协议，恰恰是看到了行政权力发挥作用这一特质。
[52]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48号之大法官李志鹏《不同意见书》(1994年5月20日)。在我国，恰恰是在涉及公共财物的合同纠纷中，情势变更导致的毁约现象最为严重。
征收征用补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隐匿性表现在，可能是为了逃避麻烦事端，行政管理者故意隐身，而把征收征用土地或财产的使用者推向前台，把行政法律关系变成甚至曲解为民事法律关系。但是，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识别，仍然尤为困难。
[39]霍进城：《政府招商引资合同性质属于民事还是行政》，载2015年2月4日《中国商报》第F03版。军政府始终未取得胡庆馀堂的所有权，擅自交易，所缔结的物权契约无效。(三)合同隐匿主体背后的权力波 天体物理学表明，地球上的观测者无法透过望远镜观测遥远宇宙中的黑洞和其它天体，但是被地球人捕捉到的引力波能够反馈它们的信息。反对者认为，公营事业机关虽然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营利法人，但其同时兼具公共利益目的，受公法拘束，认定为纯粹的私法人，值得商榷。
一些民法学者和民事法官认为合同属于商品经济和私法的独占物，合同的本质是进行商品交换的法律工具。譬如，依据台湾地区大众捷运法第7条第4项规定：大众捷运系统路线、场、站及其毗邻地区办理开发所需之土地，得依有偿拨用、协议购买、市地重划或区段征收方式取得之。
[3]钟赓言：《行政法讲义》，王贵松、徐强、罗潇点校，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4-98页。如果将公权力的作用从高权逐渐拉向了低权，以至于可以通过行政私法形式完成行政任务，高权和低权之下的行政合同也就符合了英美政府合同的特征。
前项情形，行政契约当事人之一方为人民时，行政机关为维护公益，得于补偿相对人之损失后，命其继续履行原约定之义务。在我国大陆地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除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外，还列举了土地、矿产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及行政机关委托的教学科研等协议。
因此，该私人与另一个私人所缔结的合同，属于行政合同。我们看不见物体，却能检测到力的作用。某项法律关系如果不能采用单方行政行为进行处理的话，通常也不会产生替代性的行政方式协议。[30]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48号之《解释文》(1998年2月27日)。
透明理论和国家本质性任务理论。且攸关劳工或其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具体内容，都是劳工保险法律确定的，劳工保险当事人之间并无协议空间。
法国行政机关享有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变更协议标的权、单方解除权、制裁权等行政优益权，[9]并非意味着行政专断。不平等条约是否有效？是否应该履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国际法理论问题，牵扯到旧时代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新时代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平等权利和霸权、强权之间的争夺。
没有赔偿义务作为对价的行政主体变更权、解除权行使，将直接瓦解行政合同的成立和存续。我国大陆地区的立法，将土地资源承包和政府采购合同等，视为了民事契约，这其实并未完全否认该类合同的公法性质和行政目的、行政任务的特征，只是一种立法裁量的政策考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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